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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战争到了1948年的时候，形势基本明朗，国民党士兵越打越没精神，解放军越打越有劲，从辽沈战役开始，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起义、投诚现象，也变得越来越普遍。

兵败被俘的国民党军队

他们有些是主动起义，有些是主动接受和平改编，有些是被动投诚，有些是战败被俘，虽然都是放下武器，但这四种行为有着本质区别，之后享受的“待遇”也有着天壤之别，所以当国军将领放下武器的时候，解放军对其行为的“定性”就显得尤为重要，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

1948年10月下旬，辽沈战役快要落下帷幕，当时解放军已经攻进沈阳城内，与国民党守军开展了激烈的巷战。

但到了1948年11月1日上午9点左右，国民党军东北守备总队突然派人过来主动接洽我军，想干嘛呢？原来，他们要求谈判，愿意主动放下武器，但条件是我军得承认他们是“火线起义”。

当时负责跟国军谈判的，是东野二纵五师十四团的政治处主任王佐邦，他一听对方的条件就乐了，这算哪门子起义，解放军已经攻进沈阳城了，双方已经交火这么久了，眼看我方就要取得战斗胜利的时候，对方还想要“火线起义”。

他坚决不同意对方提出的这个要求，报告了上级领导之后，接收到的回应也是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起义？叫他们赶紧放下武器！”

毛泽东亲自接见前起义军将领陈明仁

于是，王佐邦告诉国军谈判代表，称你们要么投降，要么继续打但是最终肯定会被全部歼灭，但是他们依然不依不饶，双方谈判了很久，最终我军将其定性为“投诚”，虽然不是他们梦想的“起义”，但终归比当俘虏要好一点点。

这里就有个问题是，究竟起义、接收改编、投诚与被俘之间有什么区别，才让一些国军将领放下武器的时候，如此看重自己的定性？

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，事后不降反升

首先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前两者是发生在战斗未打响时，后两者是发生在战斗打响后，这其中有个本质区别就是，起义和接受和平改编，完全避免了双方交战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，而投诚和被俘必然伴随着双方人员伤亡，这也是导致其缴枪之后“待遇”天差地别的重要因素。

其次，从主观能动性角度上看，从起义，到接受和平改编，到投诚，到被俘，主动性越来越弱，被动性越来越强。

其中，1、起义的背景是，双方一旦交战，胜负无法确定；2、接受和平改编的背景是，双方交战明显对方胜率更高；3、投诚的背景是，战斗打响后，一开始是不愿意缴枪的，后来为了自身退路，才决定放下武器；4、被俘的背景是，双方交战，己方已经战败，被迫放下了武器；

傅作义北平起义，古都免于炮火轰炸

再次，从事后享受的“待遇”来看，从起义，到接受和平改编，到投诚，到被俘，“待遇”越来越差。

1、主动起义的部队，一般事后可以保留原来的编制，也就是原部队不会被拆分，将领也会保留原有的职务，同时也会获得较高的声誉。

比如，1949年长沙起义的陈明仁，事后其原部队国民党第1兵团被保留了完整编制，只是称号换成了解放军第21兵团，陈明仁的职务也得到了保留，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，其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。（1955年授衔中，只有3个前国军起义将领得到了上将军衔，另两人是陶峙岳、董其武）

2、主动接受和平改编的部队，其高级将领同样也会收获较高的待遇和声誉，和起义的区别不会太大。

比如，于1949年主动起义并接受和平改编，让千年古都北平免受炮火摧毁的傅作义，事后其部队虽然没有成建制保留，但其本人获得了我党的极大尊重，建国后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。

兵败被俘的黄维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

3、战场上投诚的部队，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员伤亡，因此事后虽然待遇肯定比不上起义和改编，但一般都能保命、能获得人身自由，比起当俘虏是好一点。

比较典型的国军投诚将领，是1948年辽沈战役投诚的原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。

4、战败被俘的部队，因为一般都是导致了双方极大伤亡，因此兵败被俘的高级将领，一般都会被送到北京、抚顺的战犯监狱，接受至少10年以上的思想改造，比如杜聿明、文强、廖耀湘、康泽、宋希濂等人，对于那些曾对百姓犯下过滔天罪行的人，一般都还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制裁。

​总的来说，起义、接受改编、投诚和被俘股票配资杠杆炒股，因为缴枪时间不同、主观性差别等，事后享受的待遇也是大相径庭。